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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萍:论茶道与医道在当代的融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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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茶道与医道在当代的融贯(中):茶道和医道都观照人的身心

    李萍

     

    中华茶道虽然不离茶性、不弃茶用,但其本体却是人,聚焦于人,是人在饮茶、品茶过程中的身心激荡和意识返照。茶汤似一面镜子,促使饮茶者反躬自省。同样,中医和医道也有类似、相通之处,例如,中医通常讲的开“方”“开方子”,其实就是开出时空。“方”原意就是方位、空间,“中医治病的真实境界其实就是利用药物的不同属性来模拟不同的方、不同的时间、空间。时间可以利用药物来模拟,空间也可以用药物来模拟,治疗疾病就是方的转换,就是时空的转换,将人从不健康的疾病时空状态转换到健康的时空状态。”[5]

    茶道之道与医道之道虽有具象上的不同,表现形态上的不同,但在求道者的人格上却是完全一致的,都要对道表现出敬重,时时遵守人不离道、道不远人的朴素道理。依道而行就是习德成人,对一位职场工作者来说,这意味着要努力成为本领域的行家里手。“道”不是悬置高阁的绝对理念,而是指导人生活、工作的指南。对人而言,“知道”其实就是达道、得道,成为本领域至道的践行者、发扬者。“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成仁赴义都是行道;凡非迫于势而又求心之所安而为之,或不得已而为之,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无论其直接的目的是仁是义,或是孝是忠,而间接的目标总是行道。”[6]

    茶者是将自己比拟为茶、愿意终生侍奉茶的人。茶者的人格定位最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隐士的豁达,一个是玉石般的温润。与茶相伴的人通常不会过于在意人世的喧嚣、名利的争执,相反,他们更容易被植物的纤细、山川的景色、茶汤的绵厚等所打动,所以,他们身处闹市却心静如水。此外,由于不断受到大自然馈赠物——茶叶的滋养,茶者的性情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待人接物变得更加平和,行事做派更加稳重,他们通常会表现出像玉石般的温润。古人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由于茶者是个茶痴,痴迷于茶,将精力和时间都投身于茶,了然于世外,也就多了份洒脱,为人处世更加自如从容。

    查阅古文献就会发现,“医道”鲜少连用,做为独立概念出现,“医者仁术”却出现频率极高。可见,古代中国人更强调医者(人)而非医道(事)。“医者仁术”的主张强调了医事活动的道德色彩,主要是在医德的意义上理解医道。其实,在古汉语中,德通得,所谓“德”,它的原意就是将“道”“内得于己、外得于人”,换句话说,“德”就是“得道”。医德原本就是医道。二者的不同只在于医道是静止的描述,医德则是践行、体悟的动态过程。医道无形,医德有形,需要医者通过自身的合道行为来彰显医道,同样,医道存在于每位医者每日践行医德的行为中。如此而言,医者的人格定位就是做一位有品德要求和自我道德期许的良医。

    在谈到医者的人格定位时,需要区分“名医”与“良医”的不同。名医之名是他人给予的,因而是外在的;良医之良则来自于医者自身内心的认同,是自我确信并言行如一后的落地。民国时期宋国宾提出“为名医易,为良医难”,他在《医业伦理学》中说:“医乃仁术,惟仁者为能爱人,盖仁者能近取譬,人之有疾,若己有之,此种美德,医者不仅藏之于心,且能发于动静云为。”并将仁爱之心分为三种:“爱有数种,曰怜爱,谓医者当具恻隐之心,怜惜之意,使病者觉医师能痛其所痛,而得精神上之安慰;曰和爱,谓医者当举止温和,不可粗暴,尤于贫苦病人为然;曰博爱,谓爱人之心当始终如一,不因好恶而变更,宜博施济众,不因贫富而轩轾。”

    中医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主张治未病,即未发之前的预防,这极具合理性。这一理念也深刻影响到传统医道,要求医者在医事活动中采取整体、辩证和动态的立场,努力寻求人与自身的和谐。《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刺热篇》说:“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葛洪提出:“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医者要能从养生、五行和合、阴阳平衡等方面祛病并引导患者恢复健康。

    实际上,今日中国人说到的“医道”早已经突破传统医道的范围,是将三个传统,即西方科学传统(理性精神)、中国儒家传统(仁者精神)、共产党的革命传统(阶级情感或革命人道主义)相结合,融汇后形成的,是一个现代的产物。现代意义的新“医道”不仅年轻,而且内容杂多,其中有些内容之间存在冲突或不一致,这也是造成我们理解“医道”的一个困难之处。这可能还涉及医学与哲学的关系、医者的哲学素养等方面的问题。孙思邈曾提出“哲医”的概念,云:“是以古之哲医,寤寐俯仰不与常人同域。造次必于医,颠沛必于医,故能感于鬼神,通于天地,可以济众,可以依凭。”(孙思邈,卷八十四)《明文海》亦有“甄权、许胤宗、李杲,皆古之哲医也”(黄宗羲,巻三百十六)的论述。当然,古人所谓的“哲”是指介于“圣”与“贤”之间的境界,具有极高的智慧,一般人通常难以企及。

    茶道是茶人在闲暇生活中营造意义世界,医道则与高度专业的医事活动相关,但医道明显有别于西方医学的专业主义以及医学伦理的人道主义,它的重点在医者自身的意识成长和习性调整上。中华医道的焦点在于鼓励医者以健康、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患者并接受医事活动中的各种挑战。看似两类完全不同的人群行走在平行的轨道上,其实,他们却又高度相关,在视人(茶人或患者)如己的内心观照上、在立己立人的和谐心身一体(茶道或医道)的追求上却是殊途同归,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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