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者为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教授，国内著名的茶业经济史研究专家，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z6com尊龙凯时人生就是搏z6com的热情支持者。本文原刊登于《中国茶叶》2020年第2期，经作者授权，在本网站刊发，谢谢作者的信任！

陶德臣

[摘  要]明代末年，茶叶商帮崛起。至清代，茶叶商帮得到很大发展。茶叶商帮的崛起过程大体与中国茶叶经济发展过程相合拍。茶叶商帮崛起对茶叶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推动茶叶生产发展；促进茶叶出口增长；助推茶叶技术进步。

[关键词]茶叶商帮；崛起；推动；茶叶经济；发展

中国的茶叶商帮产生于明代末期，清代中期达到繁荣。茶叶商帮群体的崛起对茶叶经济发展具有多方面历史作用，它既是茶叶经济发展的产物，又推动了茶叶经济的发展。

一、茶叶商帮崛起推动了茶叶生产的发展

中国十大商帮，几乎都与茶叶贸易有关，尤其是山西茶叶商帮、陕西茶叶商帮、广东茶叶商帮、福建茶叶商帮、徽州茶叶商帮、江右茶叶商帮都将茶叶作为主要经营项目，其他商帮虽没有将茶叶作为主营业务，但均有所涉及^[1][①]。茶叶商帮的经营活动直接推动了产区茶叶生产的发展，这种影响在茶叶主产区尤其是外销茶区表现得更为明显。

1、洞庭商帮推动了以苏州洞庭东山、西山为代表的苏南茶区的发展。苏州碧螺春产于号称“钻天洞庭”的著名商帮洞庭商帮的家乡太湖东山，被吴人呼为吓杀人，享有极高的声誉。西山、东山产茶丰富，所产碧螺春最为著名，“色玉香兰，人争购之”^[2][②]。这种名贵茶经洞庭商帮运销他处后，得到较大发展。

2、徽州茶叶商帮、广东茶叶商帮、洞庭茶叶商帮、山东茶叶商帮、周口茶叶商帮分别经营皖南、皖北茶。徽州茶叶商帮主要以家乡所产茶为资源，运往东南、东北内销市场及广州、上海市场出口。仅以外销之洋庄茶为例，1891年徽州红绿茶共销85400余引（每引120斤），1895年增至110000引。另外，徽州还有十分之一二的内销茶未计算在内，这从“徽茶内销不及十分之一二”^[2][③]可得知。

皖北茶产于六安、霍山、金寨、舒城为中心的大别山区。这一茶区所产茶主要用于内销，经营茶商主要有苏州的苏庄、山东的鲁庄、周口的口庄及附近的湖北、河南小茶商。他们将茶运销东北、华北及附近各县，对皖西茶产的顺利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依赖这些茶叶商帮的购销，皖西茶叶生产才得以持续发展。

3、徽州茶叶商帮、广东茶叶商帮、江右茶叶商帮对江西茶叶的经营，推动了江西茶产的发展。1852年时，“在玉山及河口镇一带，即在武夷山的北面，栽种着大量茶树并制造着大量茶叶，以供外销。上万英亩的土地都种着茶树，而且大部份的土地显然是最近几年内开垦和栽种起来的”^[3][④]。“江西省沿鄱阳湖的茶产区，在最近50年中，已发展这一个很重要的茶区，所产婺宁及宁州茶都是这个地区生产的，并且大量输往欧美”^[3][⑤]。1875年，“五个新产区的茶已经进入了市场（指九江——引者），此即距本埠280哩的吉安，距本埠287哩的建昌（Kien—Chong，即永修），距本埠35哩的瑞昌（Soey  Chong），和九江附近包括庐山山脉的一些地方”^[3][⑥]。

4、徽州茶叶商帮、平水茶叶商帮对浙江茶叶的经营，推动了浙江茶产的发展。近代浙江平水、遂淳、温州、杭州四大茶区，外销以平水茶区最著名，经营该地区茶叶的平水茶叶商帮影响也最大。他们在产区设茶厂，在上海设茶栈或茶厂，大量制销平水珠茶。19世纪前半期的茶业全盛时期，计有大小茶栈百数十家，从业商人大多是平水本地人员，外地商人很少。如四明山茶栈在抗日战争浙东沦陷前20年中，只有1家茶栈是江西商人所设，其余都是本地人所设^[4][⑦]。浙东茶栈的发展很大部分还得力于徽州人相助。徽州茶叶商帮对浙江其他地区茶叶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徽州茶叶商帮本在杭州建有众多茶店，1895年杭州开埠后，此地成为浙江茶最大聚散地，每年汇集此地的茶叶约20万担，四分之三运往各省。据1929年的调查表明，在该地茶叶行及著名茶铺中，徽州茶叶商帮为11家，占总数的52.38%^[5][⑧]，茶行，庄号“多为徽州人，经营以翁隆盛为最大，信誉卓著，销路最广”^[6][⑨]。

5、山西茶叶商帮、广东茶叶商帮对福建茶产的经营，推动了以武夷山为中心的茶产发展。武夷山茶产的经营，以鸦片战争后福州开埠为界，前期以山西商人经营为盛，后期以广东及厦门一带商人经营为主。茶叶商帮将茶运往西北、恰克图、广州、福州等地销售，使武夷山茶产得到极大发展。“山中土气宜茶，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武茗甲于海内矣”^[7][⑩]。由于茶叶贸易的发展，武夷山“由于商贾云集，穷崖僻径，人迹络绎，哄然成市矣”。^[7][11]茶产的发展又带动了闽北等地茶产的繁荣。“茶之产不一，崇、建、泉随地皆产，惟武夷为最，他产性寒，此独性温也”^[7][12]。

6、陕西茶叶商帮对四川茶叶的经营推动了四川茶产的发展。四川边茶以南路边茶最著名，陕西茶叶商帮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雅安、天全、名山、邛崃、荥经经销边茶人员被称为“五县茶商”，1934年共有七八十家，“陕籍商人，约占半数，其余则为川商经营”^[8][13]。雅安是边茶制作中心，茶店林立，据1938年调查，有主要茶店17家，其中陕西泾阳籍6家， 资本雄厚、规模大，所制边茶运往打箭炉所设分店，售予康藏小茶商。兹见下表。

资料来源：姚在藩：《有关经边大计之南路边茶》，《边茶政公论》第4 卷第9—12期合刊。

7、山西、广东等茶叶商帮对湖广茶叶的经营推动了湖广茶叶生产的发展。湖北的鄂南、湖南的安化一带，是山西商人经营砖茶、黑茶、红茶的主要基地。同时，广东茶叶商帮为扩大广州茶源，在五口通商时期也北上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等省，大力经销红茶，因而在鸦片战争后，湖广茶叶生产尤其是红茶生产得到很大发展。许多史料一致表明这一阶段湖广茶叶生产在外地茶叶商帮推动下的发展状况。山西茶叶商帮很早就与陕西、甘肃商人领引贩湖南茶运销西北。安化是黑茶中心，资江两岸，茶源丰富，晚清“每年春夏，晋、广、湖南商人入山，共约七八十号，其资本各自一二万至三四万不等。江南东坪、硒洲、乔口、黄沙坪其市场之最大者也”^[9][14]。由此可知，茶商资本之雄厚。山西茶叶商帮不但制黑茶，还经销新兴的红茶。咸丰年间，山西茶叶商帮把它与武夷茶混合，运到恰克图市场，销路非常好。嗣后，湖南红茶大量输俄。

8、云贵本地茶叶商帮对茶叶的经营活动同样推动了当地茶叶生产的发展。如滇茶中的普洱茶远销西藏、东南亚，就对普洱茶区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笔者已有成果，不再重复。

二、茶叶商帮崛起促进了茶叶出口的增长

明末至清代是茶叶商帮的出现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恰好与茶叶外销的发展兴盛期相合拍。这一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与茶叶商帮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正向关系。明末，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茶叶商帮首次出现，这对茶叶贸易起到极大推动作用。鸦片战争后，茶叶出口数量持续增长。同治、光绪、宣统及民国初年，为中国茶叶外销数量最多的年代。以1888年为界，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茶叶每年出口数量均在100万担以上，嗣后基本保持不断上涨的趋势。兹见下表（单位：担）^[3][15]。

1888年为近代中国茶叶出口的巅峰，自此以后保持逐步下降的总趋势。兹见下表（单位：担）^{[3] [10]}[16]。

虽然1888年后，中国茶叶出口数量每况愈下，但出口数量大体仍有150万担以上，这一数量是18世纪20年代出口数量的百倍。由此可见，在茶叶商帮的产生和发展时期，茶叶出口被为数不多的茶叶商帮所包揽，他们的经营是茶叶出口数量庞大的巨大推动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三、茶叶商帮崛起助推茶叶种制技术的进步

这一点鲜明体现在外销茶叶种制技术的发展上。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创制茶类；二是改良技术；三是推广茶类。

1、创制茶类。台湾包种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茶类，这种茶在台湾茶叶结构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它的创立得益于大陆茶商，具体地说得益于福建漳州、泉州一带的赴台茶商。现代台湾茶主要包括乌龙茶、包种茶、红茶，乌龙茶最由福建传入台湾，其次是包种茶的创制，红茶则起步迟，发展慢，影响小。包种茶是一种不发酵茶，它创制于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台茶乌龙茶不振，福州茶商“咸将粗茶送往福州改制包种茶”^[11][17]。据记载，1881年福建同安县茶商吴福源（隆源号）来台创制，通过安溪县茶商王安定、张占魁合办的建成号，由淡水运往福州，转销南洋^[12][18]，深得欢迎。包种茶创制后，在南洋打开了销路，地位日趋重要，台湾乌龙茶衰落后，包种茶成为台湾最主要茶类，大量用以出口。

2、改良技术。此以山西茶叶商帮对湖北青砖茶制作工艺的改进最为突出。砖茶的原料为老青茶即黑茶，它来源于帽盒茶。帽盒茶原料来自肥地，早春不采毛尖、红茶，等到初夏以后，再采制，因叶肉肥厚，枝梗粗老，体积较大。初制时，将鲜叶入锅杀青，炒后送木质揉床踹揉，晒干成毛茶。精制时，将毛茶用锅炒干，挥发水分后，用刀断成寸许，再经筛分，用蔑篓踹装，篓高9寸，每篓装茶7斤12两。装篓时，于地开9寸之洞，将篓装入，一人手拉麻绳，双脚在篓内压至茶叶已紧时停止，盖以棕，再用圆形蔑簟封口，用麻绳缝合，然后3篓相连，放入长3尺的一大蔑箩内，用竹蔑编成十字型困缚腰部，放入杠杆下压成形态大小相同的茶件即可。这种椭圆形的茶块，形状与旧时的帽盒一样，因而称为帽盒茶，经营这种茶生意的商人，被称为帽盒帮。帽盒茶诞生有其必然性。古时西北交通困难，东南地区所产茶叶辗转运至西北市场，需耗时数达数月之久，甚至一二年。为了便于运输及耐久贮藏，势必要设法制造蒸压茶。明初，历行茶马交易政策，将此作为重要的治边政策，但当时茶叶主要是叶茶，体积大，运输不便，又易霉烂，压缩体积，才能消除这些困难，而蒸热才能做到紧实。申时行《明会典•茶课》首提蒸压茶云：“国初招商中茶，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斤，每七斤蒸晒一篦，运至茶司，官商对分，官茶易马，商茶给卖”。湖北羊楼洞的帽盒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所不同的是，当地突破了过去将茶叶用米浆粘合成饼状的工艺陈规，加工时先将茶叶拣筛干净，再用蒸汽加热，然后用脚踩制成圆柱形状的帽盒茶（又称工夫茶）。这种帽盒茶，就是青砖茶的前身^[13][19]。

制作帽盒茶无疑是湖广一带从事边茶运销的晋商的一项发明。张正明指出：帽盒茶是在山西商叶商帮指导下改进饼茶制作工艺的产物，即由蒸青发展到炒青，从疏松发展到紧压^[14][20]。民国彭先泽《鄂南茶叶》也谈到：“帽盒茶运销于鞑靼喇嘛庙、万全等地，此茶据云为西帮茶商在清康熙以前所制，今已无人仿其制法矣”。

在此基础上，山西茶叶商帮改进制造工艺，生产出了更紧实的砖茶。山西茶叶商帮首次采用木质平压机，后采用铁质压机，提高了制砖质量。据记载“羊楼洞之始有砖茶，始自光绪初年，由山西茶商开其端。其压制法极为幼稚，置茶叶于蒸笼中，架锅上蒸之，倾入模型中，置木架压榨器中，借杠杆力压榨之，移时，在模中托出，放于楼上，听其自然干燥”^[15][21]。实际上并非如此，时间应更早些。有材料说康熙年间开始，1865年《海关关册》明确提到“1861年以前一向是山西商人在湖北、湖南（二者交界处，一定是羊楼洞附近——引者）贩卖并包装了砖茶，由陆路一直运往恰克图，销售给恰克图市场”^[16][22]。1863年，俄商已在羊楼洞一带建立了砖茶厂，照“始自光绪初年”的说法，不仅不符合砖茶起源于边销茶，而且晋商设砖茶厂比俄商还迟，这是说不通的。另外，同治年间，《蒲圻县志·风俗志》已载有周顺倜的《蒪川竹枝词》，明确提到晋商在羊楼洞监制砖茶的情况。俄商设厂后，晋商砖茶厂日益衰落，到1915年晋商又纷纷到羊楼洞经营砖茶，仍采用原始手压，后改用木质制压机^[17][23]。十月革命后，俄商停制砖茶。中国西北部的内蒙古地区“则完全为我国山西帮掌握”^[18][24]，山西茶叶商帮复苏。

3、推广茶类。此以安徽茶叶商帮创制祁门红茶及广东茶叶商帮推广红茶最为有名。1916年3月15日第20期《农商公报·政事》载：“安徽改制红茶，权兴于祁建。而祁建有红茶，实肇始于胡元龙。胡元龙为祁门南乡之贵溪人，于前清咸丰年间，即在贵溪开辟荒山五千余亩，兴植茶树。光绪元二年间因绿茶销场不旺，特考察制造红茶之法，首先筹集资本六万元，建设日顺茶厂，改制红茶。亲往各乡教导园户，至今四十余年，孜孜不倦”^[20][25]。 这一段材料表明，皖南祁门、建德一带本产绿茶，鉴于绿茶贸易不畅，大茶商胡元龙在学习红茶制法后，教导乡民改制红茶，取得极大成功，使祁红成为世界三大高香红茶，在世界茶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其实，同治至光绪年间，正是中国红茶得到大发展的时期，这一结果同样得益于广东茶叶商帮的推动。湖广是粤商主要业茶区域，湘潭南岭一线向为湘茶南下广州孔道。鸦片战争后，粤商北上制销红茶的史料十分丰富。例如：巴陵县原产黑茶，后因“广人每挟重金来制红茶，土人颇享其利”^[3][26]。安化为黑茶著名产地，后由“粤商赴湘示范，使安化茶农改制红茶” ^[21][27]，才发展成外销茶类，具体时间是咸丰八年（1858），“粤商估帆取道湘潭、安化，倡制红茶转输欧美，称为广庄”^[22][28]。靠近广东的彬县茶业兴盛时，“西邦、广邦载钱而来，贩茶而去”^[9][29]。石门县经营巨商，多为广东人，“清末粤商卢月池设泰和合茶号于此，建筑崇杰，为全邑冠。售茶年达三十万斤，合其他各号计之，可达百余万斤”^[9][30]，醴陵县，茶“始由粤人擅其利”^[9][31]，后来本县商人才插足。粤商在湖南经营茶叶有如下特点：把传授制造红茶与收购结合起来，并垄断湘茶制销很长时间；1861年汉口开埠前，主要输往广州，嗣后以汉口为承销地；进湘路线是先南后北。茶市衰落后，粤商在湖南的业务大受损失，尤其是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粤商庄号大多停歇，茶市中心安化“广帮且不存在”^[22][32]。20世纪30年代的典型调查，湖南省茶庄计184家，粤商一家也没有^[23][33]，可见衰落至极。

 粤商在江西、湖南立脚后，又由此进入湖北。道光间，广东茶商带领大批江西制茶技工，来到五峰渔洋关设号精制红茶，较早的有钧大福、林志成、泰和合3个庄。嗣后，湖北汉阳茶商义成生、仁华、志成等6家受其刺激，也去设庄。到民国初年，渔阳关有茶号22家^[24][34]。羊楼洞也是粤商活动的重要场所，粤商在此地的实力仅次于晋商。20世纪20年代的调查，约在1926年有20家粤商庄号，大都是洋行买办设立的，经营方式将资本加入本地帮商人中替洋行收买茶。1927年减至三四家^[25][35]。此外，崇阳也有“粤商买茶……往外洋卖之，名红茶”^[9][36]，鹤峰州“丙子年广商林紫宸来州采办红茶，泰和合、谦慎安两号设庄本诚五里坪，办运红茶，载至汉口兑易”^[9][37]。这些材料说明，粤商在湖广主要茶区十分活跃，对于该两省外销茶的迅速发展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

总之，茶叶商帮的崛起是茶叶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茶叶商帮的盛衰与茶叶经济的盛衰基本合拍，是茶叶经济盛衰的晴雨表和指示灯，值得好好研究和重视。

参考文献

[1]朱大伟. “中华老字号”的摇篮——茶叶商帮[J] .茶世界，2014（11）.

[2]陈祖椝，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M] .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379、432—433.

 陈祖椝，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432—433页。

[3]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62：1473、1473—1474、1475、1204、1204、1473.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3—1474页。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5页。

[4]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8：39.

[5]佚名.杭州茶业状况[J] .工商半月刊，1929（13）.

[6]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74.

[7]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62：303、304、303。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4页。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3页。

[8]佚名.四川茶业之概况[J] .四川经济月刊，1936（5）.

[9]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107、109、118、123、99、103.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04页。

[10]1888—1894年数量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04页。1895—1916年数量见吴觉农，胡浩川.中国茶业复兴计划[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75—76.

[11]吴仁润.台湾之茶业[J] .贸易月刊，1944（6）.

[12]殷子白.台湾外销之观感[J] .台湾茶业，1907（2）.

[13]赵李桥茶厂，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洞茶今昔[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2 .

[14]张正明.晋商兴衰史[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114.

[15]戴啸洲.湖北羊楼洞之茶业[J] .国际贸易导报，1933（5）.

[16]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上册）[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44 .

[17]彭钟吾.羊楼洞砖茶厂实习记[J] .中国茶讯，1950（9）.

[1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武汉工商经济史料 .武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3：136 .

[20]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450.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3页。

[21]吴觉农.湖南省茶业视察报告书[J] .中国实业，1935（4）.

[22]雷男.湖南安化茶业调查·绪言[M] .南京：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1939：1、7.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页。

 雷男：《湖南安化茶业调查》，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1939年版，第7页。

[23]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六章“茶”）[M] .南京：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5：69.

[24]江荻君.宜红区毛红茶产销调查[J].中国茶讯，1950（11） .

[25]华中经济调查社调查.羊楼洞茶叶[J]工商半月刊，1930（2） .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①] 朱大伟：《“中华老字号”的摇篮——茶叶商帮》，《茶世界》2014年第11期。

[②] 陈祖椝，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379页。

[③] 陈祖椝，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432—433页。

[④]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3页。

[⑤]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3—1474页。

[⑥]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5页。

[⑦] 陈一鸥：《浙东茶业剥削简史》，《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9页。

[⑧] 佚名：《杭州茶业状况》，《工商半月刊》第1卷第13期，1929年7月。

[⑨] 刘河洲：《浙江茶业史略》，《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页。

[⑩]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3页。

[11]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4页。

[12]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3页。

[13] 佚名：《四川茶业之概况》，《四川经济月刊》第4卷第5期，1936年5月。

[14]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页。

[15]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04页。

[16] 1888—1894年数量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04页。1895—1916年数量见吴觉农，胡浩川：《中国茶业复兴计划》，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75—76页。

[17] 吴仁润：《台湾之茶业》，《贸易月刊》1944年6月号，第31页。

[18] 殷子白：《台湾外销之观感》，《台湾茶业》1907年第2期。

[19] 赵李桥茶厂，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洞茶今昔》，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页。

[20]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

[21] 戴啸洲：《湖北羊楼洞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5期，1933年5月。

[22]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年）》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23] 彭钟吾：《羊楼洞砖茶厂实习记》，《中国茶讯》1950年第9期。

[24] 程静安：《旧中国茶业回忆》，《武汉工商经济史料》，武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3年版，第136页。

[25]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0页。

[26]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3页。

[27] 吴觉农：《湖南省茶业视察报告书》，《中国实业》第1卷第4期，1935年8月。

[28] 雷男：《湖南安化茶业调查·绪言》，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1939年版，第1页。

[29]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30]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31]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页。

[32] 雷男：《湖南安化茶业调查》，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1939年版，第7页。

[33]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六章“茶”，南京：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5年版，第69页。

[34] 江荻君：《宜红区毛红茶产销调查》，《中国茶讯》1950年第11期。

[35] 华中经济调查社调查：《羊楼洞茶叶》，《工商半月刊》第2卷第2期，1930年1月。

[36]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37]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