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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文国:谁之禅?何种味?——对“禅茶一味”的哲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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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禅茶一味

      历史地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禅茶一味”,无论是将其归于圆悟克勤大师,抑或是依旧存疑,它都只能在宋代禅的背景下,也即“公案禅”的时代风气之下才能更好地理解。[23]宋代相较于唐代,在很多方面都有着巨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共同铸就了宋代文化的辉煌。伴随着整个唐宋社会变革而来的,不仅有茶道的唐宋变革,也有禅风的唐宋变革。点茶法的兴盛和文字禅、看话禅的流行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禅茶之间的互动关系和意义延伸,只有从这个历史变革中去重新认识和思考禅与茶的内涵,才能在理解禅茶一味这个文化现象时体会到其厚重和深刻,而不是流于浅薄的口谈。

      在宋代禅中,先前的禅问答被大家当做可以共同阅读和参究的公案,以文字禅和看话禅的形式对其进行再解读和再诠释。公案只是“宗师接引度化后学的方便法门——手段、工具而已,它在开示后学使之悟之中起着中介作用”。[24]参禅之人不能依样画瓢,亦步亦趋。必须“个个自参自究,自悟自会自得”。(《碧岩录》第65则)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唐代那种“依赖于优越的根机和偶然的机缘才能获得‘开悟’的可能性,终于向更多的人开放了”。[25]这就是唐宋变革之际形成的一种宗教入世化运动。但是,这种入世化更多指的是方式方法,从善巧方便的角度来说,更易于与凡夫俗子发生关联,使其感悟。作为宗教性的禅究其本质而言仍然没有改变,其根本目的仍然在于求证悟,了生死。离开这一点来谈禅,无疑南辕北辙。

      禅,作为一种佛教修行的法门,本非教理的解释,“因发挥之手段有异,及唱导者之性格不同,遂生派别”。[26]而“所谓派别者,非理论之派别,乃就吾人所秉自然之理解,对于禅多发挥之态度耳”。[27]因为对禅之内容和解释互有差异,随着禅门分化和禅风丕变,不同的禅风逐渐沿循一定的理路用来接引学人。所以就有“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杨岐方会和尚语录》)的说法。圭峰宗密(780-841)谓“禅则有深有浅,阶级殊等”,依其教宗而将当时之禅判为三宗十室,(宗密《禅源诸诠集序》)又在《圆觉经大疏》中将禅学分为七家。唐末以来,禅宗又有五家七宗之说,宋代亦多有禅师根据其不同禅风而予以判别。[28]这就促使参禅之人在阅读公案时必须小心谨慎,通过体味其不同教法而领会其奥义,而不是“随他语脉转”、“向句下觅古人”。(《碧岩录》第8则)

      圆悟克勤禅师在回顾自己修行的经历时,举例说,“云门便用后面高禅茶糊鹘突伊,遂以手划云:‘佛殿为什么从者里去?’此乃移换它也。所以,大凡只说实话是正禅”。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顿却山僧在无事界里得两年余,然胸中终不分晓”。(《圆悟心要•示吾侍者》)也就是说,那种基于情识的理解并不能够真正使人解悟其意,只在公案句子里参究并不能了悟。后来在五祖法演禅师那里,他才蓦地理会清楚,说“大凡参学须实究到,绝是非,离得失,去情尘,脱知见,然后可以入此流矣”。(《圆悟心要•示吾侍者》)如果不能把宗师举示的公案“转归自己,令转辘辘地,向活泼泼处便道”,(《碧岩录》第39则)就无法反观到自己之真如本性,也就违背了参禅之目的与意义,只能“将知醍醐上味遇此翻成毒药”。(《圆悟心要•示吾侍者》)“若参得透,见得彻,自然如醍醐上味相似”。(《碧岩录》第2则)《涅槃经》中说,“醍醐者名世间第一上味”。这个味道就是“只许佳人独自知”。(《五灯会元•昭觉克勤禅师》)这种带有鲜明个人体验色彩的体悟之言,是作为每个人切身的问题被彻底克服的,而不是先要向一般性的问题中去求解。也就是说,“如此,先有由某种起因引发的个人体验,才能觉悟平时熟悉的道理的真正的含意”。[29]

      若是不经历一番“透得关捩子,过得荆棘林”,就无法体味到第一义。看似一句禅茶一味人人都能道得,实则“只是狂见”。圆悟克勤谓,“有般人道:‘本无一星事,遇茶吃茶,遇饭吃饭。’此是大妄语。唤作未得为得,未证为证、元来不曾参得透,见人说心说性,说玄说要,便道:只是狂见。本来无事”。[30]这里的意思是说在关键地方,那些标榜本来无事遇茶吃茶之人实际并没有真正弄清楚。因而每个人所都能说的禅茶一味也就必然各不相同。所以“须是大彻大悟始得”,(《碧岩录》第45则)若不了悟,必然一无所得。那些从情感体会抑或艺术游戏中得出的禅茶一味,只能是“感兴之语”、绕塔说相轮,是凡夫知见和俗解,堕入障中而不自知。

      尽管已无法还原禅茶一味提出的具体境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味”是真正参禅悟道后的表达,扎根于切己的体验之中而见得透,既不能被绝对化,也不能被普遍化。当日沩山点化香严和尚说,“我说底是我底,终不干汝事”。所以必须建立在自省自悟之上才行。故而禅茶一味首先就离不开禅悟。达摩祖师曾批评一些学佛之人“说理者多,性证者少”,对于禅茶一味也是如此。参禅抑或修禅旨在“制心一处,参究真理,以期显发智慧,彻见法性,此即所谓明心见性,解脱自在”。[31]后人“参禅违此方法,得些清净境界,通身轻飘飘的,一下子就‘开静’了,便自以为有功夫,其实滞于阴境,却不知一念缘起无生”。[32]若离了明心地、见本性的“究自己”一事,认不得自家主人公,如何能体会得到禅茶一味?即使道得出禅茶一味,究竟是谁之禅?何种味?

       

      结语

      日僧道元所撰《正法眼藏》载,“古佛云:‘山是山,水是水’。此道取,非谓(凡眼所见之)山是山,乃谓(慧眼所见之)山是山也。是故,须参究山;若参学、穷究于山,则是山中功夫也。如是之山水,自为贤,自作圣也”。[33]禅茶一味非谓禅茶一味,乃谓禅茶一味。也就是说,要避免在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对禅茶的理解水平来参悟禅茶一味的真义。一旦把宗教性的精神抽离出去,不作深刻的体验和哲思,而是悬空去谈禅茶一味,就势必会瓦解那种神圣性,将其彻底还原到世俗的六根六识之中而遮蔽了它的本来面目。从整个禅宗思想史的脉络来看,对禅茶一味的理解倘若完全随顺世俗人性,作为一种艺术化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不求其自觉意义上心灵和精神的超越和解脱,必然只能流于一般的情感表达而使其趋于庸俗化。经由个人证悟而带有独特解脱体验的禅茶一味,究竟能否被普遍化进而在一般意义上被把握和认知,并重新与每个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发生联系,以契合禅悟之境界,殊难断定。因此,谁之禅,何种味,也就必然与何种禅,谁之味内在地联系起来。禅茶一味的意义不能被随意的作无限的延伸和放大。它应是作为个体的人在解、行并重的修持中体味到的,有其大机大用,而不能离开其背后宗教性的禅来轻率地谈禅茶一味。

       

      [参考文献]

      [1] [日]小川隆.语录的思想史——解析中国禅[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2] 李申校译,方广锠简注.敦煌坛经合校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8.

      [3] 葛兆光.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4] [宋]赞宁.大宋僧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5.

      [5] [宋]宗赜.禅院清规[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6] [元]德辉.敕修百丈清规[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

      [7] [美]保罗•蒂利希.文化神学[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8] [日]高桥忠彦.唐代茶与佛教的关系,陈星桥译,法音[J],1996(6).

      [9]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10] 皮朝纲.圆悟克勤的禅学思想及其对中国美学的启示[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1(5).

      [11] 周绍贤.佛学概论[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12] 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

      [13] 释明贤选编.虚云老和尚禅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4] [日]道元.正法眼藏[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15] [宋]圆悟克勤.碧岩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

      [16] 吴觉农.茶经述评[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2019.

      [17] [日]衣川贤次.禅宗思想与文献丛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18] [日]小川隆.禅思想史讲义,彭丹译,[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①] [日]小川隆:《语录的思想史——解析中国禅》,何燕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前言,第3页。

      [②] 李申校译,方广锠简注:《敦煌坛经合校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77页。

      [③] 葛兆光:《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40页。

      [④] 胡适:《胡适之禅宗考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402页。

      [⑤] [宋]释道诚撰,富世平校注:《释氏要览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459页。

      [⑥] [宋]赞宁撰,管世平校注:《大宋僧史略》,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70页。

      [⑦] [宋]赞宁:《大宋僧史略•道俗立制》,第70页。

      [⑧] [宋]宗赜:《禅院清规》,苏军点校,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4页。办道具:“如茶器并其余衣物,并随家丰俭”、装包:“笠子内安圣像、经文、茶器之类”。

      [⑨] [宋]宗赜:《禅院清规》,第13页。

      [⑩] [元]德辉:《敕修百丈清规》,李继武校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见“报本章”、“尊祖章”等。

      [11] [美]保罗•蒂利希:《文化神学》,陈新权,王平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年,第9页。

      [12] [日]高桥忠彦:《唐代茶与佛教的关系》(上),陈星桥译,《法音》,1996年06期。

      [13] 葛兆光:《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第43-44页。

      [14] 李申校译,方广锠简注:《敦煌坛经合校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47页。

      [15] 李申校译,方广锠简注:《敦煌坛经合校译注》,第50页。

      [16] 李申校译,方广锠简注:《敦煌坛经合校译注》,第36页。

      [17] 胡适:《胡适之禅宗考论》,第250、252页。

      [18] [日]入矢义高:《马祖语录序》,见小川隆:《语录的思想史——解析中国禅》,何燕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3页。

      [19] 葛兆光:《增订本禅思想史》,第368-369页。

      [20] 贾晋华:《古典禅研究:中唐至五代禅宗发展新探》(修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142页。

      [21] [日]小川隆:《语录的思想史——解析中国禅》,第44页。

      [22] [日]小川隆:《禅思想史讲义》,彭丹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7页。

      [23] 日本学者小川隆认为“宋代禅,一言以蔽之,是‘公案禅’的时代”。见氏著:《语录的思想史——解析中国禅》,第188页。

      [24] 皮朝纲:《圆悟克勤的禅学思想及其对中国美学的启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

      [25] [日]小川隆:《语录的思想史——解析中国禅》,第225页。

      [26]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01页。

      [27] 蒋维乔:《中国佛教史》,第195页。

      [28] 周绍贤:《佛学概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第208页

      [29] [日]衣川贤次:《禅宗思想与文献丛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0页。

      [30] [日]小川隆:《语录的思想史——解析中国禅》,第167页。

      [31] 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赵桐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8年,第209-211页。

      [32] 释明贤选编:《虚云老和尚禅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46页。

      [33] [日]道元:《正法眼藏》,何燕生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271-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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