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茶与禅门公案

茶在佛门中不仅有其日常物用的一面，表现为茶礼，以敬佛事；同时也呈现出超越日常物用的一面，表现为参话头，以应机接人。传世的禅门语录中对此多有记载。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茶在禅门公案中的记载多见于马祖一系，似与马祖禅的宗风有着内在的关涉。如赵州禅师（778-897）“喫茶去”作为禅门著名公案，就源出马祖系的南泉普愿（748-834）门下。沩山和仰山“把茶树摇对”（《祖堂集•沩山和尚》的公案，源出百丈怀海门下，同是马祖法嗣。圆悟克勤（1063-1135）在《碧岩录》中多次参究赵州喫茶去的公案，其亦复源出于马祖一系。

从禅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以慧能大师为代表的南宗禅对于北宗禅而言是一个重大的转向，但禅思想仍然没能把更本原更超越的无上境界与人们日常的生活实践圆融贯通起来。也就是说，作为宗教性的禅尚没有完全和世俗的人伦日用真正打成一片，即印度禅尚未完全被吸收和转化为中国禅。胡适指出，“至唐之慧能、道一，才可说是中国禅。…道一门下不久成为正统。‘中国禅’至此始安全成立”。[17]日本学者也认为“中国禅，实质上始于马祖”。[18]只有“在马祖道一这里，南宗禅思想才最终消解了禅思想中一直存在的内在理路上的隐患与缺失…从‘即心即佛’到‘非心非佛’的命题转换，使中唐禅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使马祖一系禅法超越了慧能、神会以来的南宗禅，奠定了彻头彻尾中国禅‘自然适意’的思想基调”。[19]

马祖禅的特征，一言以蔽之，即无事禅。他说“一切众生，从无量劫来，不出法性三昧。长在法性三昧中，着衣吃饭，言谈祇对。六根运用，一切施为，尽是法性”。这就在于把禅作为活泼泼的事实，使其与每个独立的人之圆明本性联系起来，在当下的作止语默中去随处呈露那个至高无上的境界，并将其融入到日常生活对自己本分事的体察之中，识取自家真面目，这就是“作用即性”。“也就是说，马祖最终否认任何形式的开悟。开悟预设了悟与迷、明与痴的区别，而平常的、完整的心已经是佛性，本来无需区别，开悟也就不存在”[20]。因此，“当下见闻觉知的，其实就是你的‘本性’，是你的‘本心’。离开此‘心’，别无‘佛’之存在”。[21]也正是在马祖禅的历史影响下，茶在僧人参禅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才大放异彩。无论是喫茶去，煎茶去，抑或是撼茶树，都在特定的时空和境遇中使人生动地领会到其背后那意涵深邃的东西。

到了宋代，关于茶的公案被抽象地处理了。从以《碧岩录》为代表的对唐代公案的汇编评唱，可以看到由唐代禅发展到宋代禅的过程转变。这个转变凸显的是禅在宋代的历史背景之下所发生的变化，反映的是宋人对禅的一种新的理解和诠释。应该说，禅风的不同所折射的是接引人的方便法门不同，并不意味着这个方便法门背后的禅有根本上的差异。但也要看到，正是这不同的接引法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禅的普遍看法。禅的应现，源自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迦叶微笑而来，特重心心相印。虽是微妙法门、教外别传，仍不离佛法之要义，即戒、定、慧。参禅之目的要亦归于明心见性，脱离生死苦海。这是佛法一以贯之的宗旨所在，无论禅门宗风如何各异，“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即无差别”。（《六祖坛经•定慧品第四》）

但宋代大量文字禅和话头禅的出现，不仅在很大层面上遮蔽唐代禅门公案那种生机与活力，也忽略了每一个作为独立存在的个体所具有的不同根性。每一个关于茶的公案，都是机缘和合之下的方便法门，不能被随意普遍化为一般性的路径依循。尤其是看话禅的盛行，“参禅得以规范化，成为谁都可能亲身体验的修行方式…禅的个性化生命力开始走向衰退”[22]。固然茶道在宋代已经以点茶为主，而且功夫极为绵密，但佛教恰恰要摆落这种实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如理实见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喫茶与担水砍柴等都无两样。喫茶作为当时佛门惯常行为，被赵州拈来作为接引之法，是在寻常生活中勘验妙道，不可执着于喫茶之相上。与喫茶去的公案相关的则是“煎茶”的公案，无论是赵州和尚唤沙弥“煎茶来”（《祖堂集•赵州和尚》），抑或云喦和尚对道吾和尚说“煎茶”（《祖堂集•云喦和尚》）等，都有大量的记载。这种记载恰恰不是对事迹的描摹，而是一种善巧方便，是禅法的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