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西茶叶商帮

 晋商主要研究成果有张正明先生的《晋商兴衰史》，这是综合性的专著。蔡鸿生先生的《“商队茶”考释》也是一篇很有价值的文章[84]。笔者认为，17世纪后半期至18世纪末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的签订，为晋商业茶的缘起阶段；18世纪末到1863年俄国在汉口建立砖茶厂前，是繁荣时期；此后到20世纪20年代前为衰落时期；20年代后是复苏再衰落时期[85]。山西茶叶商帮主要制销西北的紧类茶，如千两茶、砖茶（前身为帽盒茶）、黑茶、红茶，活动范围广及新疆、甘肃、宁夏、山西、陕西、蒙古的整个西北地区，湖南、湖北、安徽、福建等东南产区，甚至原苏联中亚和西伯利亚等地。

 １、福建

山西茶叶商帮在鸦片战争前即深入福建武夷茶区收购武夷茶，经长途跋涉运往恰克图销俄。鸦片战争前，山西茶叶商帮仍保持着该条商道的畅通。但由于广帮竞争，“西客生意遂衰”[86]，加上1856年俄商嗜好发生变化，“输入福建茶叶的商人蒙受了重大损失”，“他们损失达到了二百万两”[87]，山西茶叶商帮被迫从福建退缩。

 ２、安徽

1851年签订的《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规定新疆边城伊犁、塔尔巴哈台开埠通商，山西茶叶商帮从皖南运茶叶“由山西客贩至北地归化城一带出售”[88]。山西茶商程化鹏、余鹏立、孔广仁等都是经销建德珠兰千两茶的代表。由于太平天国起义、西北回民起义及新疆动乱、沙俄入侵等战乱，山西茶叶商帮从归化趋新疆的茶路受阻，建德茶改由恰克图销售。同时粤商也进入建德制销红茶，山西茶叶商帮业务受到波动。山西茶叶商帮还在皖北六安茶区设庄收茶六安茶区以霍山产茶最著名，该县“诸佛庵以北数保（茶），则由土人运潮枝至州（六安）境之流波疃，西商（指山西茶商）收买，自行焙制，运销山西，口外蒙古等地”[89]。

 ３、江苏

苏州是皖南、浙江、苏南绿茶集散地，茶商在这里大量制茶，主要供应内销。咸丰初年的战乱，使江南许多茶区沦为战场，茶路阻塞，恰克图市场茶源不足，山西茶叶商帮“有数家至苏州采办浙茶运至俄国，茶质虽劣，而需用正急，大得善价而沽”。 山西茶叶商帮见有利可图，纷至苏州办茶，俄商嫌其质量差，宁愿以印锡茶代之，浙茶竟“无一箱售出”，受其连累，恰克图“数十家晋商货房全行倒闭”[90]。山西茶叶商帮受此打击，从此很少从苏州采购茶叶。

 ４、湖南

山西茶叶商帮很早就与陕西、甘肃商人领引贩湖南茶运销西北。安化是黑茶中心，资江两岸，茶源丰富，晚清“每年春夏，晋、广、湖南商人入山，共约七八十号，其资本各自一二万至三四万不等。江南东坪、硒洲、乔口、黄沙坪其市场之最大者也”[91]。由此可知，茶商资本之雄厚。山西茶叶商帮不但制黑茶，还经销新兴的红茶。咸丰年间，山西茶叶商帮把它与武夷茶混合，运到恰克图市场，“销路非常好”[92]。嗣后，湖南红茶大量输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安化“市场大衰，晋帮停制红茶”，每年只有少量黑茶由晋商运销西北[93]。虽然如此，从《中国实业志》中仍可窥见兴盛时山西茶叶商帮的雄厚实力。“在昔红茶洋庄盛旺时，湖南全省茶厂在千余家之多”，到20世纪30年代初，减为184家，其中96家所属茶帮不祥，湖南茶商62家，江苏3家，汉口、江西、安徽各1家，晋商为20家，主要分布在安化、临湘两地[94]。 兹见下表。

在各茶叶商帮中，山西茶叶商帮“纪律之整肃，资本之雄厚，与夫组织之严密，其势亦不可漠视”[95]，并建有会馆，在所有客帮中可称得上枝压群芳。这还是恢复时期的情况。由此可以推断，兴盛时的山西茶叶商帮实力应更令人艳羡！

 ５、湖北

湖北茶业落后，至近代勃兴，主要得益于晋粤徽三帮推动。红茶勃兴前，山西茶叶商帮一直在羊楼洞一带收购销西北的黑茶，太平军起，福建茶路断，山西茶叶商帮在湖北买茶，竟搏得俄商好评，“以致有七八位有远见的中国商人预料到，这种新的茶叶比以前的茶叶更适合俄国人的胃口，于是开始输入”。而后，湖北茶在恰克图逐渐“取代福建茶”[96]。山西茶叶商帮得利后索性购买茶籽，指导羊楼洞茶叶生产。“据地志所载，前咸丰年间，晋皖茶商往湘经商，该地为必经之路，茶商见该地适于种茶，始指导土人教以栽培及制造红绿茶之新法”，这个材料与当时记载的材料相符。晋商还改进了制茶砖方法，首次采用木质平压机，后采用铁质压机，提高了制砖质量。据记载“羊楼洞之始有砖茶，始自光绪初年，由山西茶商开其端。其压制法极为幼稚，置茶叶于蒸笼中，架锅上蒸之，倾入模型中，置木架压榨器中，借杠杆力压榨之，移时，在模中托出，放于楼上，听其自然干燥”[97]。实际上并非如此，时间应更早些。有材料说康熙年间开始，1865年《海关关册》明确提到“1861年以前一向是山西商人在湖北、湖南（二者交界处，一定是羊楼洞附近——引者）贩卖并包装了砖茶，由陆路一直运往恰克图，销售给恰克图市场”[98]。1863年，俄商已在羊楼洞一带建立了砖茶厂，照“始自光绪初年”的说法，不仅不符合砖茶起源于边销茶，而且晋商设砖茶厂比俄商还迟，这是说不通的。另外，同治年间，《蒲圻县志·风俗志》已载有周顺倜的《蒪川竹枝词》，明确提到晋商在羊楼洞监制砖茶的情况。俄商设厂后，晋商砖茶厂日益衰落，到1915年晋商又纷纷到羊楼洞经营砖茶，仍采用原始手压，后改用木质制压机[99]。十月革命后，俄商停制砖茶。中国西北部的内蒙古地区“则完全为我国山西帮掌握”[100]，晋商复苏。1926年前，该地区晋商有砖茶厂20余家，所产砖茶由平汉铁路从包头入蒙古，或由平汉路经张家口入蒙古[101]。这些砖茶厂厂房宏大，设备齐全，最大工厂的能容纳2000人工作，山西茶叶商帮也成为西北最有实力的商帮[102]。由于外蒙古被俄控制，山西茶叶商帮砖茶销路阻滞，势力大减。20世纪20年代末，山西茶叶商帮只有6家，但资本额大体保持在10万元左右，最小的有2万元[103]。20世纪30年代，山西茶叶商帮砖茶厂始购进锅炉、蒸汽机等机械设备，1935 年，山西茶叶商帮砖茶厂又有义兴、长盛川、长裕川，前两厂资本约为20万元，采用机器制茶，其中义兴多购俄商阜昌洋行，后一厂仍用土法制造，资本也较小，仅5万元[104]。抗战爆发后，晋商砖茶业又遭灭顶之灾。

 汉口是华中茶埠，也是山西茶叶商帮在产区的活动中心。1861年汉口开埠后，晋商独占中俄贸易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业务走下坡路。为与俄商竞争，晋商也曾转移运茶路线，依靠水路出长江，由内河或泛海抵天津运茶到恰克图，但终不是俄商对手。山西茶叶商帮是汉口六大茶帮之一，主要业务是设号庄，也兼及茶栈业。大买办刘子敬就是山西人，他建有自己的茶号、茶行，又替新泰、阜昌作买办，显赫一时。20世纪30年代初，汉口茶号已比全盛时减半，只有四、五十家，晋商占七八家[105]。

山西茶叶商帮的销茶区域十分广泛，包括新疆、甘肃、宁夏、内外蒙古、俄国中亚、西伯利亚地区。恰克图、张家口、归化城、库伦、塔尔巴哈台、奇台、伊犁、兰州、西安等城市，都是山西茶叶商帮的活动中心。山西茶叶商帮在产区设号收茶后运至上述地区的茶店从事批发或零售业务。关于山西茶叶商帮在北方活动情况，已有所论及，这里再作些补充。例如，张家口是山西茶叶商帮运茶赴恰克图的重要中转站，大量的茶叶在这里集散，除供应本地区外，还转往归化城。为了方便砖茶贸易，山西茶叶商帮还在张家口设有为数较多的砖茶厂。1924年，张家口包头镇及归化城等处的砖茶厂多达28处，“平常每厂雇工有百人至四百，特忙时，有多至千人者。故当工厂全力工作之时，对工人之需要极大，远地农民之来此以应工作者较多”[106]。库伦是山西茶叶商帮北上恰克图的咽喉，山西茶叶商帮在此设有坐庄。茶商从张家口运茶至库伦再销蒙古各地，主要是砖茶，当时茶业“甚为发达”，山西茶叶商帮布疋菸草两项的贸易额均各有200万两，“而砖茶之销路更数倍之”。行商“贸易虽小，而利息尤厚”。当时还出现了“以放款为主，信贷为副业者”。晋商在物物交换及放款中取得的利润之高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史称“以千金之贷，经营四五年，而获万金之利者，比比皆是”，最著名的有协裕和、临盛元、大胜魁、元盛德4家。山西茶叶商帮在库伦经营兴盛时大约从光绪元年到光绪十余年约20年时间。光绪二十年后，受洋商竞争、外蒙古独立之干扰，山西茶叶商帮遭受沉重打击。山西茶叶商帮先是“逐个衰败，一蹶不振”。1921年，坐庄又相继歇业，仅汾阳一县失业回家的就有四五千人，可见兴盛时晋商在外蒙古的势力有多大[107]。

 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经营茶叶的华商全是山西茶叶商帮，兴盛时达108 家之多。1861年后，俄商赴汉口贩买茶叶回国，嗣后自行制销砖茶，山西茶叶商帮失去了贸易垄断权，经营环境恶化，货庄纷纷倒闭，1868年竟“只剩下四个老的山西行庄”[108]。恰克图路茶路衰落后，山西茶叶商帮更无法经营中俄茶叶贸易。原先俄国重要都会均有山西茶叶商帮踪迹，“十月革命”后“残留于俄国各地……小商，亦多受取缔，纷纷回国”[109]。不仅如此，1906年，沙俄减少运费更多地掠夺茶利，曾计划“在恰克图联合山西茶商，设一中俄制茶公司”制造砖茶[110]，如果成功，山西茶叶商帮则完全变成俄商的打工仔。在归化经营砖茶的茶庄“概系晋商规模甚大”，他们在原籍设总店，产区设茶厂。在“张家口、归化城、包头、奉天等埠分立分庄，从事推销”。坐商还在库论、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故城子（奇台）等地设有分店或总庄[111]。

 新疆、陕甘宁在沙俄入侵、西北战乱前，山西茶叶商帮一直采购湖广、福建、安徽茶贩运西北。史载“甘新（茶叶）向由晋商承办”[112]。西北回民起义的战乱使晋商死的死，逃的逃，茶务无人承办。左宗堂大力整顿茶务，扶植家乡人湖商进入西北，山西茶叶商帮只得退出西北茶叶市场。但伊犁、塔尔巴哈台仍有山西茶叶商帮从归化等地运茶前往，并透渗天山南北，当然是以走私方式进行的。

 由此可见，经营茶务数百年的山西茶叶商帮，是北方最有实力的茶商。但至19世纪60年代后日趋衰落，20世纪曾一度有所恢复，但根本不可能与鼎盛时媲美。

四、福建茶叶商帮

 福建茶叶商帮经营茶叶以厦门附近的漳州泉州福州商人最著名，活动区域主要以江西、福建、南洋为主。

与福建相连的江西铅山县河口镇，承纳武夷山水源，丘渠把它与河口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每年大量的茶叶从水陆二途运到该镇转运再加工，“竹筏三百辆，转运不断”[113]，茶市繁盛，河口镇成为近代江西的四大名镇之一。

福建商人来到河口镇设庄，并组建了商人会馆，表明已非个别茶商在该地区活动[114]。在武夷茶区，当地茶商参与业茶的虽然不多，但来自厦门附近的漳泉茶商却实力起群，完全可以与实力雄厚的广东商帮分庭抗礼。包括晋江、南安、厦门等地在内的下府帮与广州潮州帮三足鼎立。

1941年5月调查，制造武岩茶的闽商有集泉茶庄3厂，黄泉顺1厂，安溪奇花茶庄6厂，瑞花茶庄1厂，芳茂茶庄2厂，泉馨茶庄、福美茶庄各1厂。共计38厂，占成厂制茶的69％。另外，局部荒芜并入他厂手制者，厦门、南安、晋江、安溪、崇安共19厂。荒芜岩厂中有闽商5家，分别占该地区茶厂总数的86.4％和26.3％。表明福建茶商地位大大增强，粤商地位下降。拥有岩厂的茶庄大多在山麓赤石镇分厂精制，无茶山的零星收购。

闽商大茶商在国内外设有茶号，直接售茶于消费者。闽南各地，卖岩茶的茶店比比皆是。抗战前厦门有34家，漳泉两地五六十家，“资本均数十万元”，著名的茶商漳厦有林奇苑、林瑞苑、杨文圃、福美、芳茂、锦祥、泉馨等，泉州有泉苑、泉岩、清源、鸿记、王苑、玉泉等，漳州有奇苑、瑞苑、裕崇美、源春、荣胜等，惠安有施集泉。尤其是奇苑、瑞苑、泉苑、集泉数家经营茶业均在百年以上[115]。福州南台为茶庄汇集之地，天津帮以运茶销往北方称著，人员多为福州、泉州。箱茶帮、毛茶帮各10余家，分别售茶与洋行、天津帮。

 福建茶帮还在广东、南洋等地有不少业务。 岩茶不少即由闽商直接运往广东汕头、南洋出售，这些地方建有闽商茶店。厦门茶有一段时间，也由漳泉一带商人运往 广州销售。

 厦门乌龙茶畅销美国后，茶商业务兴盛。同光年间，厦门乌龙茶日益衰落，安溪附近的漳泉商人“将茶树携往溪水，在这块处女地上予以培植”[116]，资金、制茶技术同时输入。正是得力于厦门茶商和茶工的推动，台湾才一跃成为新兴乌龙茶产区。安溪茶商以金钱取得大量茶园，保证了稳定的茶源。他们还在台北一带广设茶庄，“厦汕商人之来者，设茶行二三十家”[117]与洋商竞争，开始时地位不著，到1888年左右，“出洋淡茶由华商制造装箱者有五分之四”[118]。茶庄也曾至百余号，其中大多为闽商所开。茶庄繁盛吸引了大批厦门附近技工、拣工制茶，仅1895年“泉郡五县乡民渡台做茶佣工者向以数万计”[119]。

台湾茶务发展起来，尤其是淡水地区成为“商贾估客辏集”[120]之处。闽商不仅给台湾带来了制造乌龙茶技术，还推动了台湾包种茶、红茶的发展。台湾三大茶种之一的包种茶，是1881年福建同安县吴福涛（隆源号）来台创制的，通过安溪县茶商王安定、张占魁合办的建成号，由水路运往厦门，再运往南洋岛[121]，日后发展为台湾首屈一指的茶种。19世纪70年代，厦门附近茶商即赴彰化一带制造红茶，只是产量少，未引起人们注意，但此举无疑为台湾红茶发展打下了基础[122]。闽商还设立茶栈， 积极插手台茶运厦门销售事宜。台湾茶很长时期运厦门售予洋行，这就为商人投资茶栈提供航海运输良机。

大买办叶鹤秋不仅在厦门经营茶栈业，还把触角伸到台湾。他利用与银行的特殊关系，贷到大批低息现金，以低于市场的利息贷给茶商，结果淡水著名各茶客都被招去。从事放汇取佣的台北地区“茶栈林立， 其中广帮居多，泉漳次之”[123]，这些茶栈均以厦门汇丰银行， 洋行手中拆进资金，并进行激烈的同业竞争，经营海运的旧式帆船在洋商船公司竞争下失败了。厦门茶商也受制于本地乌龙茶的衰败和日占台湾后打击排斥华商，台茶运厦日趋减少等因素而不振。

五、平水茶叶茶帮

 近代浙江平水、遂淳、温州、杭州四大茶区，外销以平水茶区最著名，经营该地区茶叶的平水帮影响也最大。他们在产茶区设茶厂，在上海设茶栈、茶厂大量制销平水珠茶。

19世纪前半期的全盛时期，计有大小茶栈（即土庄茶栈）百数十家，从业商人大多是本地人员，外地商人极少。如，四明山茶栈在抗日战争浙东沦陷前20年中，只有1家茶栈是江西商人所设，其余都是本地人所设[124]。

平水帮收购毛茶精制后从宁波泛海运到上海，因此上海是平水帮至关重要的活动舞台，平水帮对此十分重视，是理所当然的事。1930年，上海平水茶叶商帮所开茶栈4家，资本额5万元，与粤商、徽商实力相比，显得过于弱小[125]。1936年，平水帮茶栈5家，温平合帮1家，名居榜首，徽商屈居第2位，有5家，粤帮减为第3位，仅2家[126]。沪上平水茶栈自然会向产区进行放贷业务，但鉴于资本额不大，放贷数量不会太多。

投资茶行、土庄茶栈是平水帮的第二大热点。1930年，沪上土庄茶栈属平水茶帮的共5家，资本额1.9万元，机器马力 22匹[127]。实力运不如粤、皖等帮。

 浙江经销茶叶的商帮还有龙游商帮，东南的温州商帮，北部的杭州商帮。虽然他们也跨出本省，甚至广及海外，但影响不如平水帮大，故从略。

六、江西茶叶商帮

这个茶叶商帮是由江右、浮梁、宁州茶商组成。这个茶叶商帮很活跃，对推动周边省区茶业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江右茶商的活动范围是河玉茶区和武夷茶区。河口镇是河玉茶区的茶叶集散地，道光末年，由于晋商从武夷茶区消退，河口镇茶庄逐渐收歇。民国初年，茶业有所起色，河口、玉山两地江西商人开办茶庄二三十家。1921年后，又是“衰退益甚”，1932—1934年间，只有当地人的茶庄仅10—12家，“产额与号数，均较昔时退减三分之二”[128]。此外，江西采茶、制茶工大量前往武夷山，茶季往往有万余人。

浮梁茶商与徽州茶商关系密切，他们除在本地区活动还深入皖南设茶庄。同光年间，浮梁红茶盛行，茶商纷纷改制红茶。1929—1930年，由九江出口的浮红为4万箱，德兴绿茶12万余箱。该年浮梁茶号总数为60余家[129]。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浮梁茶号“受亏之大，几举以往之盈余，弥偿所失而不足”。1933年，茶号比上年减少30余家，从此浮红产额“逐锐减”[130]。浮梁茶商与徽州茶商“越界设庄，习为故常”，1922年，浮梁磻村贞元祥号、沧溪之源馨昌、江村之隆裕、同元、福利昌等号庄在祁门设分庄，“收买毛茶，数倍于祁商”[131]，由此可知浮梁茶商把前往皖南设庄收茶，作为扩大业务，牟取利润的重要手段。

 九江茶商除在本埠设庄外，还前往附近的永修、宁州等地收茶。九江茶市兴盛时茶栈40余家，茶庄五六十家。该埠附近各县产茶，茶商前往收购。据载：“（茶）前二十年（1887年），九江镇商来受乡收茶，价值颇昂，土人大利之，输出之品，此为大宗”。宁州是赣西北著名茶区，九江茶商积极前往设庄。 宁红兴盛时，包括九江茶商在内的江西茶商有60余家，占修水茶商的60％左右。1932年，修水茶庄减为19家，其中当地商人、九江、赣州、南昌茶商为15家，真“九江茶商”仅1家[132]。史料表明，江西茶商曾由赣西北进入湖北、湖南收茶。作于1888年的《莼浦随览》卷四云：“江西估客收茶义宁州，因进（羊楼峒），教以红茶制法”，极大地促进了湖广红茶的兴盛。20世纪30年代，湖南茶厂已从千余家减为184 家，江西茶商1家，资本额2.8万元，汉口、安徽也各1家，庄号都在长沙[133]。

汉口是江西茶转口贸易的重要茶埠，每年都有大量茶叶自九江运往汉口直销。江西茶帮也是汉口六大茶帮之一，建有会馆。1932年，江西茶帮势力大减，茶庄仅有2家，位居六帮之末[134]。翌年，江西帮从汉口茶庄名单上消失，这也是江西茶业衰落的表现。

 当然在五口通商时期，江西茶运销广州，广州的江西茶帮仍有一定实力。19世纪60年代，九江、汉口开埠，趋广州的江西茶帮不见踪迹。虽然这样，江西茶帮的整体实力不及粤商、徽商，甚至也不如平水茶帮。

七、湖广茶叶茶商

湖广茶叶商帮包括湖南、湖北茶商，它们的发展完全是在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汉口开埠，左宗堂改革茶务后的事。近代两湖地区在粤商、徽商、晋商、赣商大量入境，指导制销红茶后，植茶才得以迅速发展。现此相适应，两湖茶商存在一个兴起和逐渐代替外帮茶商的过程。他们的活动范围不大，以本地区为中心，主营外销，同时又兼顾西北茶务。

 湖南茶发展后，茶业商人接踵而起。据估计最多时全省茶厂有千余，扣除徽晋粤外帮茶商外，数量一定仍很可观。这些茶商大都是当地人，所制茶叶除少部分销本地外，大部运往广州、汉口出口。如1861年前，湖商售茶点在广州，以后则在汉口，同时湖商崛起，外帮茶商日益减少。据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实业志·湖南省》记载湖南全省茶商184家，确知帮别的88家，本帮为62家，占多数的70.46％，其他主要是晋商，20家，其他即无则轻重。虽然此时湘帮茶商已严重衰弱，但它主宰了湖茶业务却是不争的事实。

比较而言，湘帮在经营西北茶务中实力更雄厚。同治年间，鉴于东西柜茶商逃散，茶引无人承课的情况下，左宗堂进行大胆改革，在整顿二柜茶商的基础上，扶助“南茶商贩”，取代山陕商帮，于是湖茶入新，“在上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当局对西部地区的茶叶贸实行专卖制度，只允许湖南商人经营茶叶。”[135]湖茶大盛于西北。在经营茶叶内外销过程中， 湘帮茶商积累起巨额财富。如前文提到的巨商朱紫桂，发迹于成同间，他早年给别人当店员，“尤干练，越数年，以所得薪资红利，自设一肆，积千余金，遂业红茶，岁盈巨万，时同治丁卯也（1867年）……既而逐岁贸茶，积资近百万，湘臬汉许，几无不知有朱紫桂名。”[136]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九记载：“光绪年间，湖南一省以贩运安化红茶至俄国出售，后皆成巨富。其中尤以湘潭叶焕彬史部德辉，余介卿观察金声，长沙朱雨田阔学三人为巨擘。三家之中，又以朱雨田阔学称最”。如果说朱紫桂经营外销红茶暴富，那么朱雨田三人则完全依靠及进行封建性西北茶叶专卖而发迹。

 湖北茶商以宜红茶区商人为主，道光年间粤商在渔洋关设庄后，湖北汉阳籍茶商亦前往设庄，共设有号庄6家，省内许多地方变成茶庄设号的集中地。如羊楼洞、柏墩、能城、咸宁、东湖、鹤峰都是茶庄林立之地。茶商除制茶运汉外销外，同时还插手西北茶务，同时湖南小茶商还在安徽六安茶区收茶，“取道英山，罗田等处，运往豫鄂销售”[137]。

 无论是湖南还是湖北茶商，均把汉口作为主要活动场所，两省茶帮经营的主要业务是茶行、茶庄，茶栈业则被粤商、徽商、晋商把持。这说明湖广茶商实力逊色于前三帮。

19世纪90年代茶业衰败后，汉口茶庄中外帮的地位不断削弱。据调查，汉口茶号在1932年由兴盛时的一百余家减至58家。著名的湖北、江西、安徽、山西、广东六帮茶商只剩湖南、湖北、山西三帮，其中湖南帮为46家，湖北4家，晋商8家，可见湖广茶商已占绝对优势，尤以湖南茶帮势力最为雄厚[138]。

八、陕甘茶叶商帮

19世纪中期，南柜兴起，陕甘茶叶商帮受到致命打击，基本退出西北茶务，仅在四川保持西南边销优势。四川边茶以南路边茶最著名，陕西茶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雅安、天全、名山、邛崃、荥经经销边茶人员被称为“五县茶商”，1934年共有七八十家，“陕籍商人，约占半数，其余则为川商经营”[139]。雅安是边茶制作中心，茶店林立，据1938年调查，有主要茶店17家，其中陕西泾阳籍6家， 资本雄厚、规模大，所制边茶运往打箭炉所设分店，售予康藏小茶商。兹见下表。

资料来源：姚在藩：《有关经边大计之南路边茶》，《边茶政公论》第4 卷第9—12期合刊。

上表显示，6家陕西茶店资本总额为50万元（永和号估计为1. 5 万）， 引额37500张，而11家雅安茶店，资本额为19万元（永裕昌、福聚亨估计各为5000元），引票20700张（3家不明）。陕西茶号每家资本额为 83333 元，雅安茶店只有17272.7元，只有陕西茶店的20.73％，平均总引额最多与陕西茶店相妨。如以每家茶店计算，则要少得多。1939年，西康边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所属10厂中第三至第八厂设在雅安，这6个厂是由原陕西茶商的6家茶店改名而成，总资本63万元。公司成立后“雅安甚多资本微弱之小茶庄，均无法经营业，只有关门大吉”[140]。公司所属第二家在荥经，第九至第十厂在天全。所有10厂资本为100万元。“关于西康茶的生产、制造贸易等改进工作，全由康藏茶叶公司统制办理”。从陕西茶商的力量看，占制茶总量的60％，占资本总数的65％[141]。据此可以得出结论：川省边茶业中，陕西茶商占绝对优势。

 除了上述八大茶帮外，较有影响的还有四川、云南、苏州、天津、北京、山东等茶叶商帮，他们主要经营内销、边销茶。四川茶叶商帮主要经营本省内销、边销及藏销茶业务，经营足迹以本省为主，涉及西藏、云南、青海、甘肃、陕西等地。云南茶叶商帮以普洱茶商为著名，除经销本省茶务外，还积极插手边茶销藏，在四川、西藏、东南亚、印度都留下了经销足迹。苏州茶叶商帮是典型的内销商，他们从皖北六安，杭州采购茶叶运到苏州加工，薰花后运销华北。天津茶叶商帮在六安、杭州、福州及其他产区收购茶叶，在四川、重庆经营茶庄，在归化张家口设分庄。北京茶叶商帮的经营范围基本与天津茶叶商帮相同，只是涉及的地区广些。山东茶叶商帮主要经营范围是皖北、福州、杭州等地。显然苏州、天津、北京、山东茶叶商帮经营方式是从各产区设庄收购茶，运到本地供应门市，从事批发业务。他们虽只从事内销业务，但却很活跃。

 通过考察主要茶商的活动范围地域，笔者基本上得到了一个茶商群体的大致轮廓。可以看出，近代茶商比古代更活跃，人数更多，活动区域更大，资本更雄厚，内销、外销、边销界限更分明。虽然他们的实力及经营绩效有差异，但随着外国经济侵略的加深，洋茶竞争的加剧，都先后严重地萎缩或衰败了。这是封建社会商业资本发展的必然结果。

[①] 陶德臣：《鸦片战争后广州茶市的盛衰》，《古今农业》1997年第2期。

[②]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299页。

[③]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页。

[④]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86页。

[⑤]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313页。

[⑥] 俞宁颇：《江西茶业衰退现状》，《商报》1947年6月8日，第6版。

[⑦] 俞海清：《江西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4卷第4期，1934年4月。

[⑧]《汇报》第224号，第3册，第192页，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五日。

[⑨] 俞海清：《江西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4卷第4期，1934年4月。

[⑩] 俞宁颇：《江西茶业衰退现状》，《商报》1947年6月8日，第6版。

[11] 侯冕：《江西浮梁红茶产销概况》，《贸易月刊》1942年2月号。

[12] 侯冕：《江西浮梁红茶产销概况》，《贸易月刊》1942年2月号。

[13] 俞宁颇：《江西茶业衰退现状》（续），《商报》1947年6月9日。

[14]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73页。

[15] 吴觉农：《湖南省茶业视察报告书》，《中国实业》第1卷第4期，1935年8月。

[16] 雷男：《湖南安化茶业调查·绪言》，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1939年版，第1页。

[17]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18]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19]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页。

[20] 雷男：《湖南安化茶业调查》，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1939年版，第7页。

[21]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六章“茶”，南京：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5年版，第69页。

[22] 江荻君：《宜红区毛红茶产销调查》，《中国茶讯》1950年第11期。

[23] 华中经济调查社调查：《羊楼洞茶叶》，《工商半月刊》第2卷第2期，1930年1月。

[24]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9页。

[25]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26]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78页。

[27] 佚名：《茶务经始》，《申报》1890年3月13日，第1版。

[28] 方翰周：《两湖茶业改进之我见》，《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5期，1934年5月。

[29] 戴啸洲：《汉口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6卷第6期，1935年6月。

[30] 佚名：《茶务经始》，《申报》1890年3月13日，第1版、佚名：《茶务续闻》，《申报》1890年4月30日，第1版。

[31] 谢恩隆，陆溁：《调查祁浮建红茶报告》，《农商公报》第2卷第3期，1915年10月15日。

[32] 戴啸洲：《汉口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6卷第6期，1935年6月。

[33] 赵烈：《中国茶业问题》，上海：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版，第179页。

[34]《益闻录》第267号，光绪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35] 许正：《安徽茶叶史略》，《安徽史学》1960年第3期。

[36] 范和钧：《屯溪之茶业调查》，《国际贸易导报》第9卷第4期，1938年4月。

[37] 王韬：《瀛堧杂志》第1卷，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8页。

[38] 吴觉农：《一年来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9卷第1期，1938年1月。

[39] 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之茶业》，《社会月刊》第2卷第1期，1930年7月。

[40] 上海社科院经济所，上海国际贸易学会学术委员会：《上海对外贸易》上册，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60—261页。

[41] 林馥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福建省农林处农业研究室1943年编印（永安），第8—9页。

[42] 廖存仁：《武夷岩茶》，第14页。

[43]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6—247页。

[44]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30页。

[45]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页。

[46]《商务官报》1909年第33册。

[47]《光绪三十一年福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72页。

[48] 佚名：《福建文史资料》第10辑《闽海关史料专辑》，福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版，第123—124页。

[49] 佚名：《福州茶业之调查》，《经济半月刊》第2卷第13期，1928年4月。

[50] 连横：《台湾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11页。

[51] 佚名：《台茶近讯》，《申报》1893年6月7日，第1版。

[52] 张朝胜：《民国时期的旅沪徽州茶商》，《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

[53] 俞燮：《拟改良徽州茶业意见书》，《中华实业界》第2卷第2期，1915年2月。

[54]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2页。

[55]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74页。

[56] 赵烈：《中国茶业问题》，上海：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版，第166—167页。

[57] 谢恩隆，陆溁：《调查祁浮建红茶报告》，《农商公报》第2卷第3期，1915年10月15日。

[58] 方翰周：《两湖茶业改进之我见》，《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5期，1933年5月、戴啸舟：《两湖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8卷第11期，1936年11月。

[59] 俞海清：《江西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4卷第4期，1932年4月。

[60] 朱德馨：《婺源茶商俞仰清兴发史略》，《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

[61] 佚名：《祁门同乡力争茶税续闻》，《申报》1922年6月19日，第1版。

[62]《光绪十七年九江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下卷，第59页。

[63] 佚名：《北京茶叶之需给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79号，1926年9月。

[64] 许正：《安徽茶叶史略》，《安徽史学》1960年第3期。

[65] 佚名：《丝茶贸易之悲观》，《申报》1918年7月2日，第1版。

[66] 杨荫杭：《上海商帮贸易之大势》，《商务官报》1906年第12期。

[67] 王廷元：《徽商与上海》，《安徽史学》1993年第1期。

[68] 上海市社会局：《上海之茶业》，《社会月刊》第2卷第1期，1930年7月。

[69] 傅宏镇：《祁门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6期，1933年6月。

[70] 佚名：《皖浙新安江流域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6卷第7期，1934年7月。

[71] 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之茶业》，《社会月刊》第2卷第1期，1930年7月。

[72]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七节“茶厂业”，南京：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版。

[73] 张余：《上海茶叶之概况》，《钱业月报》第3卷第8期，1923年9月。

[74]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江苏省》第七节“茶厂业”， 南京：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版。

[75] 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茶叶业同业公会档案》，全宗号：其357，目录号：4，案卷号：7·11·12。转引自张朝胜：《民国时期的旅沪徽州茶商》，《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

[76] 佚名：《苏省茶业状况》，《中行月刊》第6卷第3期，1932年9月。

[77] 陈一鸥：《浙东茶业剥削简史》，《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6页。

[78]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

[79]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浙江省》第二编第六章，南京：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3年版。

[80] 佚名：《杭州茶业状况》，《工商半月刊》第1卷第13期，1929年7月。

[81] 刘河洲：《浙江茶业史略》，《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页。

[82]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页。

[83] 吕允福：《浙江之平水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6卷第6期，1934年6月。

[84] 蔡鸿生：《“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85] 陶德臣：《晋商与西北茶叶贸易》，《安徽史学》1997年第3期。

[86] 林馥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福建省农林处农业研究室1943年编印（永安），第8—9页。

[87]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00页。

[88]《益闻录》第267号，光绪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89]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9页。

[90] 佚名：《山西商人西北贸易盛衰调查记》，《中外经济周刊》第124号，1925年7月。

[91]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页。

[92]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00页。

[93] 雷男：《湖南安化茶业调查》，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1939年版，第7页。

[94]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六章“茶”，南京：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5年版。

[95]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六章“茶”，南京：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5年版。

[96]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00页。

[97] 戴啸洲：《湖北羊楼洞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5期，1933年5月。

[98]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年）》第1辑，上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4页。

[99] 彭钟吾：《羊楼洞砖茶厂实习记》，《中国茶讯》1950年第9期。

[100] 程静安：《旧中国茶业回忆》，《武汉工商经济史料》，武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3年版，第136页。

[101] 华中经济调查社调查：《羊楼洞茶叶》，《国际贸易导报》第2卷第2期，1931年2月。

[102] 佚名：《晋商在湖北制造砖茶之现状》，《中外经济周刊》第171号，1927年7月17日。

[103] 华中经济调查社调查：《羊楼洞茶叶》，《国际贸易导报》第2卷第2期，1931年2月。

[104] 戴啸洲：《湖北羊楼洞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5期，1933年5月。

[105] 戴啸洲：《汉口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6卷第6期，1934年6月、方翰周：《两湖茶业改进之我见》，《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5期，1933年5月。

[106] 佚名：《晋商在湖北制造砖茶之状》，《中外经济周刊》第171号，1926年7月17日。

[107] 佚名：《山西商人西北贸易盛衰调查记》，《中外经济周刊》第124号，1925年7月。

[108]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00—1301页。

[109] 佚名：《山西商人西北贸易盛衰调查记》，《中外经济周刊》第124号，1925年7月。

[110] 佚名：《议设中俄制茶公司》，《时报》1906年6月9日，第3版。

[111] 佚名：《归化城之茶贸易》，《中外经济周刊》第146号，1926年1月。

[112] 陈祖椝，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页。

[113] 林馥泉：《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福建省农林处农业研究室1943年编印（永安），第9页。

[114] 同治《铅山县志》卷7《建置》，同治年间刻本。

[115] 佚名：《福州茶业之调查》，《经济半月刊》第2卷第13期，1928年4月。

[116] 连横：《台湾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61页。

[117]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110页。

[118]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110页。

[119] 佚名：《厦门近事》，《申报》1896年4月27日，第1版。

[120] 吴觉农：《中国地方志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北京：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 第363页。

[121] 殷子白：《台湾外销之观感》，《台湾茶业》第2期，1948年10月。

[122] 陶德臣：《日据时代台湾茶业的经济结构与贸易》，《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

[123] 佚名：《台茶近讯》，《申报》1893年6月7日，第1版。

[124] 陈一鸥：《浙东茶业剥削简史》，《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9页。

[125] 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之茶业》，《社会月刊》第2卷第1期，1930年7月。

[126] 吴觉农：《一年来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9卷第1期，1937年1月。

[127] 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之茶业》，《社会月刊》第2卷第1期，1930年7月。

[128] 俞宁颇：《江西茶业衰退现状》（续），《商报》1947年6月9日，第4版。

[129] 佚名：《华茶之研究》，《经济研究》第1卷第11期，1928年4月。

[130] 俞宁颇：《江西茶业衰退现状》（续），《商报》1947年6月9日，第4版。

[131] 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续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132] 俞海清：《江西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4卷第4期，1932年9月。

[133]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六章“茶”，南京：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5年版。

[134] 方翰周：《两湖茶业改进之我见》，《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5期，1933年5月。

[135]（俄）鲍戈亚夫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0页。

[136] 徐珂：《清稗类钞》第17册《农商类》，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

[137] 佚名：《华茶之研究》，《经济研究》第1卷第11期，1928年4月。

[138] 戴啸洲：《汉口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第6卷第6期，1934年6月。

[139] 佚名：《四川茶业之概况》，《四川经济月刊》第4卷第5期，1936年5月。

[140] 杨逸农：《西康雅安边茶业概观》，《中农月刊》第3卷第8期，1942年8月。

[141] 杨逸农：《西康茶业的返顾与前瞩》，《农林新报》第17卷第31—33期合刊，194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