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区别于茶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饮茶之人的不同。早在唐代，陆羽、皎然就曾对这一问题做过阐述，但二人论述的角度有所不同。

陆羽指出“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这一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清刘源长《茶史》之序中亦从此“精行修德”之说。对于饮茶之人品性的要求，明代华淑在《品茶八要》开篇说到“煎茶非漫浪，要须其人与茶品相得。故其法每传于高流隐逸，有云霞泉石，磊块胸次间者”，将陆羽所谓“精行俭德”之人更细化为能得山林之乐的高洁隐士，只有这样的“高流隐者”才能得茶之真趣。

皎然作为唐代茶道思想的另一代表人物所勾勒的饮茶意境则重在清净自然，闲逸雅致，常以诗、书、琴、花与茶相和，与之集会对饮之人尽是才子、山人、隐士、禅僧，无白丁之人，也非尘世“俗人”。如《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晦夜不生月，琴轩尤为开。墙东隐者在，淇上逸僧来。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晓景屡徘徊。”或于田野园中，“喜见幽人会，初开野客茶”，尽得草木山水之情，充满了生活的真实闲趣。正是因为一同饮茶之人皆为文思精巧、心性清高之人，所以得饮佳茗，往往会激发诗情禅语，得口舌之外的雅趣，与志同道合之人在溪畔品饮佳茗，得意处，放情“高歌”，才是与茶之甘苦清爽相合之意，所以皎然才说“云山童子调金铛，楚人茶经虚得名”，说的正是陆羽并未将饮茶这种旷达之趣在《茶经》表现出来。

陆羽和皎然关于饮茶之人的论述，分别强调了对修身达道的自觉和对茶之清净高洁之性的领悟，他们二人都将茶道意义上的饮茶之人与以解渴为目的的普通人做了区别。